（一）地质工作的先行性与全过程性

这是观察地质工作的两个不同视角，前者早在20世纪50年代就提出来了，把地质工作的功能定位于“开发矿业”；后者到50年后，温家宝副总理1999年在新中国地质工作50年暨中国地质学会成立80周年纪念大会上的讲话提出“地质工作贯穿经济建设的全过程”，并要求扩大地质工作的服务领域，亦即“大地质”思想的萌芽。地质工作首尾闭合于“开发矿业”的全生命周期。

比如甘肃白银厂铜矿，是地质部641地质队在“一五”时期发现的，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最早拿下的第一个铜、硫大矿，可以说是“先行的先行”（一次性的，5~7年）。从露天矿采矿（1959年）到闭坑（1984年）用了25年，原想再找一个同类资源基地，惜未如愿。我们不仅关注“一五”的找矿得失，还要跟踪后续的变化过程。2008年白银市被列入全国首批资源枯竭型城市（采矿近50年）。地质工作先行性与全过程性相叠加，时间上大约以1∶10，从矿建城兴到矿竭城衰，终于不转型别无出路。

改革开放后“以地质―找矿为中心”时期，找矿行动可能出现了10种情况：①找到了矿，转入勘探开发，矿产资源耗损，渐成资源型枯竭城市，要求继续找矿，延长矿山寿命。这是正常循环，资源（包括能源）作为生产资料的基本效益良好，白银厂就是如此。②找到了矿，近期难以动用，成为“呆矿”，意味着产品或产能过剩。这种情况为数不少，地矿部后期对找矿目标已提出“富、近、浅、易”的要求，但未完全兑现，在经济高速增长期出现资源“瓶颈”是常态。③随着形势发展，提出了比“富、近、浅、易”更普遍的要求或限制，如煤炭的清洁高效利用或“低碳能源”（2003年）就是这样。④找到了矿或建成了厂，为保环境调结构，如调整能源结构、减煤压碳治暖，调整化肥结构、减氮抑氨治霾。⑤找到了矿，勘探开发顺利，但过高估计矿产地的潜在经济价值，片面追求资源储量规模的大型、特大型、超大型，对采矿业形成误导。⑥找到了矿，勘探开发不尽如人意，陷于“欠发达资源富集区（URRR）”，集资源富集、经济贫困、社会复杂、生态脆弱、环境污染、灾害频仍、分配不公于一体，矛盾重重，进退两难。⑦有的“欠发达资源富集区”开发，已出现“资源诅咒”现象（国际20世纪90年代，西方经济学家对资源开发的负面作用进行深入剖析），国内“十一五”“十二五”开始研究（已是后地矿部时代，非地质经济研究课题），比国外晚10~15年。⑧没找到矿，暂无资源效益可言，也是资源“瓶颈”的成因之一。⑨资源“瓶颈”单指供矿小额不足，对外依存度高达30%~50%以上的大宗矿产资源（能源），或称资源“供需错位”。⑩其他情况。由此可见，地勘行业的找矿思想存在系统性、倾向性误差，地勘经济研究不匹配，应当深化和反思。

矿产资源的多重作用：①化石能源；②工业原材料；③农业原材料；④建筑材料，以上均含正、负面两重性；⑤贵金属货币、金融；⑥宝玉石；⑦地热、地温等。清洁高效是用煤必行之路。反之，“高碳能源”是非能之路，“资源诅咒”是非矿之路。对“欠发达资源富集区”要放开矿企经营之路。

勘查业和采矿业合成矿业活动。刘益康《九评中国矿业之痛》（2015年）诊断有据，评析合理。对产业的细分，除一、六评采矿业外，其余均评勘查业，大多痛点在勘查业。其中，引领内容偏狭的“大矿观”、拔高矿产地的“潜在经济价值”等的判识源头都出在原地质矿产部。青海省国土资源厅两年（2015~2016年）清退祁连山自然保护区20个探矿权，初次前移“环保禁区”到勘查阶段，是超越原地矿部的划时代进步。

2017~2018年中国作为世界矿产资源第一生产、消费、贸易大国，形成全球商业性矿产系列。本应以商业性地质工作为基础，实际上仍保持二元结构的地矿工作，商业性没有闭合，矿业也受影响。

矿产地质工作从找矿开始到“采、选、冶、用”，要以“用”作为地质工作成效的检验标准，也就是“最后一千米”在“用”。找矿、采矿“用”好了没有？这是全国带普遍性的问题。

（二）地质工作功能

报告提供数据：石油中国每年消费5.9亿吨，世界第二，国产1.9亿吨，世界第五，推算对外依存度68%；天然气消费量2352亿立方米，世界第三，国产大幅度增长到1500亿立方米，推算对外依存度36%。以上，都是世界级的。由此联想：

（1）改革开放引发经济起飞以牺牲资源、环境为代价。高速增长34年代价沉重，已难承受。其中环境代价可能超过资源代价，要做比较分析。

（2）石油、天然气的超高对外依存度，反映了我们对能源结构意识亦即低碳能源意识的一种觉醒；取决于清洁高效的煤基能源利用也是这种觉醒，都是转折性的。

（3）如果舍弃煤基主力能源，靠资源禀赋中等的油气资源支撑不住如此巨额的消耗量。我们必须向全球化找资源（能源），国际低油价（2014年）是天作之合。

（4）我国油气供需分离，超高对外依存度有资源风险，冒资源风险保环境，表现出环境意识的觉悟。两难选择以环境为重，体现最大公平，也是划时代的。